人民幣匯率改革時機已經成熟，即使改為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后，人民幣也不會大幅升值。重要的是，我們應更注重參考一籃子貨幣，短期內通過將人民幣與一籃子貨幣掛鉤來穩(wěn)定市場預期，中長期則增加匯率靈活性。
　　央行最新發(fā)布的一季度貨幣政策報告，提到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將轉向“進一步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jié)、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表明，當前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盡管人民幣短期內確實面臨升值壓力，但我們也無需談升值而色變，或抱有強烈的“浮動恐懼”，因為匯改后人民幣升值的空間并不會太大。
　　從目前來看，關于人民幣匯率問題討論始終存在四個誤區(qū)。
　　誤區(qū)之一是把找尋人民幣的合理價值當作匯率問題的關鍵。人民幣在自由市場中的價格究竟應是多少，盡管討論聲“此起彼伏”，但卻從未達成共識。由于選擇的基本評估方法不同，所得到的結果就差別很大。并且，對這一問題的判斷與爭論常常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使得有關人民幣是高估抑或低估的爭辯意義不大。
　　誤區(qū)之二是以對美元雙邊匯率判斷人民幣是否升值。在放開匯率管制下，有效匯率與人民幣升值的相關性更強，更能體現(xiàn)人民幣的整體水平，人民幣是否升值，應重視一籃子貨幣的情況，而非對美元的雙邊匯率。
　　誤區(qū)之三是對美元雙邊匯率升值會導致出口下滑。經驗數(shù)據(jù)顯示，人民幣對美元升值與出口下滑兩者之間不具有明顯的相關性，出口量的增減與出口國的經濟形勢以及實際有效匯率關聯(lián)似乎更為密切。故可以推斷，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會導致出口下滑的普遍憂慮是多余的。
　　誤區(qū)之四是固定匯率優(yōu)于浮動匯率。對開放的中國經濟來講，若認為固定匯率制度優(yōu)于浮動匯率制度，這將是一個認識誤區(qū)。首先，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度并不利于抵御國際匯率市場如美元強烈浮動帶來的沖擊。同時，亞洲金融危機的經驗顯示，出口嚴重受挫時，為保持固定匯率，中國將不得不采用出口退稅政策，從而增加了財政負擔。另外，在資本管制逐步放開的中國，若實行固定匯率，則中央銀行必須放棄貨幣政策的自主權。因此，伴隨近期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強，采用有管理浮動匯率政策才是決策層明智的選擇。
　　即使短期來看，人民幣確實面臨升值壓力，但我們判斷人民幣升值的空間并不大，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貿易順差將有所降低。根據(jù)4月份中國外貿進出口數(shù)據(jù)，進出口總值為2381.6億美元，增長39.4%。其中，貿易收支余額雖從3月逆差轉為順差，達到16.8億美元，但貿易順差仍明顯低于去年同期水平，下降了87%。實際上，如果剔除加工貿易的影響，中國早在2009年已經顯現(xiàn)貿易逆差。國內需求強勁和持續(xù)外需疲弱導致了貿易順差的降低，同時經濟增長方式逐步改變，將使今后貿易順差逐步回落，這有利于減輕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也為央行執(zhí)行貨幣政策帶來更多彈性空間。
　　二是投機性資產空間面臨打壓。伴隨著中國政府史無前例的房地產調控政策，房地產投機需求將得到抑制，房價也面臨較大下調空間。同時，嚴厲房地產調控政策措施已嚴重影響國內外投資者對資產投資逐利的信心，中國股市也出現(xiàn)較大跌幅。面對中國資產泡沫的破滅，將遏制外國投機者對中國資產的投機性，即使人民幣采用浮動匯率制度，也不會對人民幣升值造成進一步壓力。
　　三是貨幣政策寬松程度超過美國。中國雖然未實行數(shù)量化放松貨幣政策，但貨幣政策的寬松程度實質上要甚于美國。雖然中國的GDP水平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一左右，但基礎貨幣總量和廣義貨幣存量都已超過美國。寬松的貨幣政策將推升通脹壓力，加上較低的利率水平，這些因素都將抑制匯改后的人民幣升值壓力。
　　四是美元強勢有助于減少對美元升值空間。目前美元對歐元已經升值30%，伴隨著美國經常賬戶逆差的持續(xù)改善、美國國內經濟的復蘇、歐元區(qū)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升級，我們判斷美元走勢仍將強勁。故而，人民幣對歐元已走強，匯改后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空間已經不大。
　　所以，筆者認為，當前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即使改為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后，人民幣也不會出現(xiàn)大幅升值。目前，重要的是我們不應糾纏于人民幣匯率是否處在合理水平等問題上，而應更注重參考一籃子貨幣，短期內通過將人民幣與一籃子貨幣掛鉤來穩(wěn)定市場預期，中長期則需增加匯率的靈活性，最終建立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