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氣候變暖之下的碳交易,對金融市場乃至金融格局的影響,正日益顯著。仔細分析這種影響,可以細分為一個短期問題和一個中長期問題。短期問題是,碳交易的結算貨幣會不會成為未來的主要國際貨幣;中長期的問題是,國際貨幣體系是否會在某種意義的“碳本位”上重建。
　　目前碳交易市場已經(jīng)漸趨成熟,參與國地理范圍不斷擴展、市場結構向多層次深化而財務復雜度更高�！毒┒甲h定書》生效以來的短短幾年,國際碳市場爆炸式增長,據(jù)英國新能源財務公司（New　Energy　Finance）2009年6月19日發(fā)布的預測報告,全球碳交易市場2020年將達到3.5萬億美元。世界銀行統(tǒng)計顯示,盡管全球經(jīng)濟在2008年下半年放緩,但2008年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場規(guī)模擴大了一倍,高達近1300億美元。
　　隨著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場的放大,碳交易的計價結算貨幣綁定權,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貨幣職能,將對打破美元霸權地位促進貨幣格局多元化產(chǎn)生影響,碳交易市場將成為助推國際貨幣多元化的絕好契機。

　　誰將成為碳交易綁定貨幣？

　　在這個領域,歐元已經(jīng)搶得了先機。無論是全球碳交易的配額市場,還是項目市場,歐元都占據(jù)相當大比例的使用空間。這與歐盟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領導力密不可分。
　　首先,歐盟排放貿(mào)易計劃（EU　ETS）是全球最大的配額市場。2008年,EU　ETS的交易量和交易金額分別達到30.93億噸二氧化碳當量和920億美元,這已占全球碳交易市場交易量的三分之二,交易額的四分之三。歐元也因此成為全球碳金融市場上,碳現(xiàn)貨和碳衍生交易產(chǎn)品的主要計價結算貨幣。
　　其次,在項目市場,歐盟買家是清潔發(fā)展機制（CDM）及聯(lián)合履約機制（JI）市場的主體,擁有絕對影響力。2007年末歐盟買家的買方市場份額擴大到90%。項目市場中,發(fā)達國家之間JI項目的交易量還很小,絕大多數(shù)都是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之間的CDM項目,2008年CDM占全部項目市場的69.8%。而在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間的貿(mào)易,大多使用發(fā)達國家貨幣結算,這樣,歐盟買家在項目市場的主導地位決定了這個市場多以歐元計價結算。
　　根據(jù)法國信托局（Caisse　des　dépots　et　consignations）氣候金融部的數(shù)據(jù),2007年全球碳基金已達58只,資金規(guī)模達到70億歐元（約合95億美元）。筆者依此計算,　2007年58只碳基金的貨幣組成中,來自政府投資者（包括政府機構、發(fā)展銀行、私有部門）的資金93.3%是歐元;混合購買者（包括世界銀行、其他發(fā)展銀行、私有部門、政府機構）的資金84.7%為歐元。私人投資者（包括私有部門、發(fā)展銀行、公共/私人合伙）的資金60.19%為歐元。其余為美元和極少的瑞士法郎和英鎊。這充分說明,國際碳交易使用歐元作為計價結算貨幣已成為普遍事實。
　　實際上,在碳項目市場早期,采購主體以世界銀行等美元基金為主,后來歐盟買家數(shù)量逐年增加占據(jù)主導。尤其是美國在退出《京都議定書》后喪失了對碳市場的領導力,歐盟后來居上。而美元的長期疲勢,加劇了發(fā)展中國家碳項目市場以歐元計價結算的比重。
　　一國貨幣要想成為國際貨幣甚至關鍵貨幣,往往要遵循“計價結算貨幣—儲備貨幣—錨貨幣”的基本路徑。其中,與國際大宗商品,特別是能源貿(mào)易的計價和結算貨幣綁定權往往是貨幣崛起的起點。
　　在現(xiàn)行“信用本位制”的國際貨幣體系下,“煤炭—英鎊”、“石油—美元”的能源貨幣綁定權與貨幣霸權演變一樣,低碳革命和清潔能源技術突進,已經(jīng)為歐元地位提升帶來新的助推力。
　　實際上,伴隨各國在碳交易市場的參與度提高,將有越來越多的國家搭乘碳交易快車,提升本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加速走向世界主導國際貨幣的行列。日元已經(jīng)在發(fā)力,澳元、加元等都具備提升空間。如果美國國會最終通過瓦克斯曼馬基法案形成立法,美元在碳交易領域的話語權將大大加強。
　　中國作為CDM機制的最大供給國,2008年中國CDM項目產(chǎn)生的認證減排量(CER)成交量,已占世界總成交量的84%。中國應當抓住機會,爭取碳項目市場定價權。隨著中國本土自愿減排市場的建立,這個情況應當會有所改觀。打造中國的碳金融中心和加強本土碳資產(chǎn)定價權,是加速人民幣國際化的必要途徑。未來通過國內碳金融體系的建立,伴隨人民幣碳基金和其他人民幣碳金融產(chǎn)品的推出,將助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碳本位:超主權貨幣的一個選擇

　　對于“碳貨幣”的概念而言,筆者認為,真正的解讀是,以二氧化碳排放權本身為錨幣,構建全新的“商品信用本位制”的國際貨幣體系。
　　且讓我們跳出現(xiàn)行信用本位制的國際貨幣體系,放眼相當長的時間尺度,在全球統(tǒng)一碳市場運行成熟,減排技術高度發(fā)達,碳減排權價值趨于穩(wěn)定之后,各個國家和地區(qū)的超額減排量,通過碳貨幣間體系建構,有可能成為不同種類的碳貨幣,形成全新的“碳本位”國際貨幣體系。
　　首先,碳排放權是有可能充當一般等價物的商品的。
　　它具有若干特性,除了稀缺性、普遍接受性和可計量性外,作為潛在的貨幣形式和新的貨幣本位,還具有兩個重要屬性,即可增長性和同質性。這就使得“碳貨幣”不會像黃金等稀有金屬一樣,因為產(chǎn)量枯竭限制經(jīng)濟發(fā)展進而導致貨幣體系崩潰。同時,碳排放權還具有統(tǒng)一的計量單位,品質易于劃分,質量可以評價,符合可測量、可報告和可核實的要求。
　　其次,與金本位或其他一籃子商品本位相比,碳的“商品信用本位”具有明顯優(yōu)勢。
　　在金本位或商品本位下,充當本位貨幣的商品往往是被囤積的。歷史上全球貨幣性黃金曾大量囤積在美國,二戰(zhàn)爆發(fā)時,全球大約有80%的貨幣性黃金存放在美國。且不考慮儲存成本及其可持續(xù)性,如此大量的資源性資產(chǎn)脫離全球經(jīng)濟的運行而被儲存,本身就是災難性的。
　　但是,這些嚴重弊端對于兼具商品和信用特征的碳貨幣本位來說,全部消失了。歸根結底在于,碳的商品性來自于其信用特征,即國際規(guī)則賦予的排放一定量溫室氣體的權利,無形但確富有價值,具有供給總量的調節(jié)性。不同主體之間分割、分配和兌現(xiàn)完全可行且成本極低。
　　第三,并不只是政府和企業(yè),個人也會參與這個市場。
　　《京都議定書》確立的全球碳交易體系三種機制,是國家和企業(yè)之間的碳排放權買賣,非京都市場的自愿個人購買微乎其微。這客觀上使得碳貨幣可能成為政府部門和企業(yè)部門之間流通的支付手段、交易媒介和儲備資產(chǎn),卻很難滿足私人部門持有和使用的需要。
　　然而事實上個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很大,駕駛、飛行、用電及供暖等個人二氧化碳排放量約占英國整體二氧化碳排放量的44%,每戶居民平均一年約排放10噸二氧化碳,政府對個人的二氧化碳排放采取限制措施,將使浪費者付出,讓節(jié)約者獲利。
　　早在2006年,時任英國環(huán)境大臣的大衛(wèi)·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就提出了個人碳交易計劃。在這個設想的計劃中,他提出:“想象在一個碳成為貨幣的國家,我們的銀行卡里既存有英鎊也有碳點。當我們買電、天然氣和燃料時,我們既可以使用碳點,也可以使用英鎊。”政府為個人分配一定的碳點,在用氣和用電時使用。當個人的碳點用完后,可向那些擁有節(jié)余碳點的人購買。個人碳交易計劃,其意義在于把針對企業(yè)和組織的碳交易系統(tǒng)延伸到個人。這樣,二氧化碳排放權交易就有可能成為一種具有完整流通域的貨幣,即碳貨幣。
　　這并不僅僅只是一種設想。2009年7月,韓國開始在全國家庭和店鋪等非生產(chǎn)性單位,全面開展旨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二氧化碳儲值卡”計劃。根據(jù)這一計劃,活動參與者將根據(jù)使用的水、電、煤氣等的節(jié)約量,換算成對應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從而獲得相應點數(shù)的獎勵。配額的分配,以及折算的點數(shù)將參照最近兩年的使用量進行估算,每個點數(shù)最多可獲得相當于3韓元（1美元約合1289韓元）的儲值額,儲值額可以作為現(xiàn)金使用,也可以用來繳納物業(yè)管理費,或兌換垃圾袋、交通卡、停車券等。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碳點貨幣作為具有貨幣信用特征的標準合約,未嘗不是在繼黃金、白銀、美元之后的另一種可能被普遍接受或者可考慮采用的國際貨幣基礎,至少可以作為一個與現(xiàn)行美元貨幣支付結算體系并行或補充的轉賬電子支付貨幣體系。
　　第四,碳貨幣可以采用與現(xiàn)行國際貨幣體系相似的匯率制度。
　　當前貨幣體系是信用本位制下的以浮動匯率為特征的“無體系的體系”（Non-system　System）,美元是唯一關鍵貨幣,多種貨幣共存。在過去千年國際貨幣體系的歷史演變中,貨幣一度釘住貴金屬。上世紀70年代進入牙買加體系后,出現(xiàn)了黃金的非貨幣化、儲備貨幣多樣化和匯率制度的多樣化。全球浮動匯率制開始取代全球固定匯率制成為新的時尚。浮動匯率制下,一種貨幣以某個可變比率兌換其他貨幣。
　　碳貨幣可以采用與現(xiàn)行國際貨幣體系相似的匯率制度。在設想中,碳貨幣體系同樣可以有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的選擇。
　　如果固定匯率制被采納,類似于金本位制下的鑄幣平價機制,碳貨幣本位下,各種貨幣將與一個標準品質的碳貨幣掛鉤,比如自愿碳減排交易標準(VCS)或者“黃金標準”的碳信用,以確定相應的含碳量,由此確定兩國碳貨幣的匯率基準。同時,市場實際匯率還隨著碳貨幣供求關系圍繞含碳比價上下波動。如果浮動匯率制被采納,根據(jù)市場供求關系自由決定碳貨幣間匯率,政府將允許各國碳貨幣對應本國碳貨幣匯率浮動。當然,與有的國家實行釘住貨幣匯率制度一樣,一種碳貨幣也可以選擇釘住另一種碳貨幣。
　　當然,相比于發(fā)行世界貨幣單位等其他相似改革方案來說,碳貨幣本位可能要更加遙遠。本質上來說貨幣體系的改革仍然是大國角力的結果。但是碳貨幣本位所內含的一些特質可能會對未來國際貨幣體系長遠的改革方案有所啟示。
　　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曾提出超主權儲備貨幣,雖然加強IMF地位和特別提款權作用仍是基于當前貨幣體系的主要現(xiàn)實選擇,但是,“碳貨幣”的思路與超主權貨幣的要求,也多少存在契合。今后,在低碳經(jīng)濟大有發(fā)展和各國共識增強的前提下,碳貨幣有可能成為“超主權貨幣”的一個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