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實施過程中，普遍遭遇到低保待遇發(fā)放“易升難降”、低保享有者“易進難出”的困境，一些地方出現(xiàn)了“富翁吃低保”、“養(yǎng)懶漢低�！�、“關系低�！钡炔徽��，F(xiàn)象，這不僅對低保資金產生了極大的壓力，也損害了低保制度的公正性和嚴肅性。
　　與騙保行為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一些地方原低保享有者主動退出低保的情形也常常見諸媒體。事實上，享受低保待遇的居民在擺脫經濟困境的情況下主動退出低保固然是件好事，不僅僅是因為行為人踐行誠信，而且還因為行為人主動退保大大節(jié)省了行政管理成本，有利于提高效率。但是，主動退保行為雖然在道德上值得大書特書，但是從法律角度而言僅僅是“值得肯定”而已，因為低保待遇受領人負有收入變動報告的法定義務，在不符合享受低保待遇時，退出低保是其法定義務，退保行為僅僅是履行了一般的法定義務而已。
　　從保障和防范角度而言，依靠法治更有利于破解低保制度之困。不符合享受低保條件的居民能否享受低保以及已不符合條件的居民能否退出低保，不僅僅取決于居民是否自覺或良心發(fā)現(xiàn)，更重要的是取決于低保制度本身是否有完善的防范制度。良好的制度防范和保障措施，能夠有效地保證公民根據實際條件享受到恰如其分的保障待遇，也能夠保證冒領、騙領低保待遇的公民會受到確定、及時和有效的法律制裁。通過法律的保障能夠警誡覬覦低保制度者，能夠懲罰侵害低保制度者，并通過法律責任肯定主動退保行為、否定騙保行為，從而展示法律的公正和權威。依靠制度來保障制度是靠得住、看得見且管用的。因此，多檢討制度上的缺陷并強調通過法律制度來保障低保制度尤其重要。
　　低保制度如何完善？如果將主動退保行為和騙保行為做簡單的對比，不難發(fā)現(xiàn)一個重要的誘因，即違法收益大于違法成本，而守法成本(主要是放棄違法收益的機會成本)大于守法收益�！坝矌拧钡膬蓚�方面反映的其實是一個問題，那就是現(xiàn)行低保制度法律責任缺失和乏力，不足以抑制各種騙保行為，也不足以肯定和安撫主動退保行為。公民低保權利的實現(xiàn)，需要相應義務的履行做保障，法律責任則是相關主體切實履行法定義務或職權的保障，集中體現(xiàn)了法律的剛性、嚴肅性和權威性，健全的、確定的、及時的法律責任能夠督促義務和職權的履行，警誡和威懾效尤者，動搖違法者的投機心理，是低保制度的不可觸摸的底線和最后底牌。有效的法律責任制度，能夠使一般人不愿違法，有違法之虞者不敢違法。
　　我國低保制度中的法律責任制度還不夠完善，既表現(xiàn)為法律責任體系不成熟、不健全，又表現(xiàn)為法律責任偏輕，這在很大程度上使違法者有利可圖，從而敢于以身試法。例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對低保工作人員依法應當承擔的行政責任的種類、幅度沒有明確規(guī)定，對直接責任人員的責任和領導責任也沒有作出規(guī)定，這些不利于相關行政機構積極甄別、審核、監(jiān)督享受低保的人員。又如，該《條例》第十四條對采取虛報、隱瞞、偽造等手段騙保的行為規(guī)定了行政責任和民事責任，但這一責任主體并不明確，因為該條第一款所指稱的對象是享受低保的居民。但實際上，違法行為人和實際享受低保待遇的居民可能范圍并不一致，這就有可能使法律責任分散化，從而針對性顯得不足。再如，該《條例》對違法享受低保待遇的責任人沒有規(guī)定刑事責任，過低的責任設定不利于打擊情節(jié)嚴重的騙保者，而較低的違法成本和較高的獲利可能性也會助長違法者與制度博弈的動機。因此，強化低保制度中的法律責任制度將有利于發(fā)揮法律在制度保障方面的優(yōu)勢，最大限度地遏制違法行為。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