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廣州一場關于青少年發(fā)展的座談會上，年輕群體的住房困難問題引起了熱議。有從事青少年工作的人大代表建議，應該將新就業(yè)大學畢業(yè)生明確納入以公租房為主體的新型住房保障制度中，明確申請條件，建立輪候制度，提供租賃補貼等。廣州市社科院高級研究員彭澎認為這還不夠，還應該復建經適房，為該群體提供粵語里俗稱為“上車盤”的青年公寓。
　　關心年輕人的居住問題值得肯定。然而，為剛就業(yè)的大學畢業(yè)生建經適房的建議，僅從社會政策的相關理論看，有兩個地方似乎很值得商榷。首先，為何僅為有大學學歷的年輕人解決居住困難而不是所有年輕人？其次，政府當然有責任確保所有人都“有瓦遮頭”，但在資源相對有限的情況下，政府的職能是否應擴展到也幫助他們置業(yè)，從而積累其個人財富呢？
　　如果從公民身份的角度看，一個公民享有的福利權不應與其學歷掛鉤。絕大部分的年輕人，無論是否上過大學，都面對著工資低但房租高或房價高的問題。一般情況下，通常學歷越高收入越高，如果福利的分配也以學歷為標準，學歷越高分得越多，那么這是公共福利的逆向分配，將增加而不是減少社會不平等�？匆豢磸V州旁邊的香港，面對同樣的問題，特區(qū)政府提的是增建“青年宿舍”，服務的對象是同一年齡段中的低收入群體，按需要分配而不是按學歷把人分了等級來分配福利。誠然，為大學生建青年公寓的倡議者可以辯稱這是為廣州留住人才，若果真如此，那么就是把目標在于確保社會公平的社會政策，一下子降格為服務于經濟政策的輔助措施。這種對社會政策的過時理解，無論是學術界還是社會公眾恐怕都難以接受。
　　就復建經適房，以幫助大學畢業(yè)生購買小戶型青年公寓，讓他們在有經濟能力后再“小房換大房”的想法，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厘清政府在住房政策上的角色與職能。對于個人而言，住房困難有兩個層次，一是租不起，二是買不起。前者指的是生存必需的居住問題，在市場失靈時政府有理由干預，以確保公民住得體面，這毫無爭議；后者則同時包括了生存必須的居住問題及財富積累的置業(yè)問題——協(xié)助個人置業(yè)是否屬政府責任，是個不少社會政策學者都很有保留的問題。
　　鼓勵個人居住在自置物業(yè)的社會，往往由于購置物業(yè)耗盡個人積蓄，公眾多反感稅率上升，從而壓抑了其它領域社會政策的發(fā)展，例如社會救助、醫(yī)療、教育等，導致一個有力的社會保障制度難以確立。當然，問題也可以反過來講，越是生活在欠缺社會保障的社會的民眾，越傾向于自置居所，因為這筆固定資產可以在個人或家庭遭遇重大風險時變賣，轉換成貨幣沖抵風險。引導個人置業(yè)，難免被視為政府逃避責任的信號。更何況，在住房政策的公共開支不變的前提下，補東墻就意味著拆西墻，增建青年公寓式的經適房就等于減建年輕人可輪候的公租房，幫了大學畢業(yè)生置業(yè)，將意味著減少幫助非大學畢業(yè)年輕人解決住房問題上的投入，而后者顯然更加弱勢。哪一個政策目標應處于優(yōu)先位置，似乎顯而易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