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關于中國未來通脹問題討論非常熱烈。一個由頭是中國日趨老齡化，勞動力成本具有長期上升趨勢。另外一個由頭是央行行長周小川即將卸任前的演講，他的一個重要觀點是“央行必須要對扭曲價格的改革作出反應，也就是說，央行必須要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脹”。
　　坦率地說，這兩種觀點都是值得商榷的。老齡化，或者說出現(xiàn)劉易斯拐點，是否將導致長期通脹？這已經(jīng)是一種流行的見解，勞動力紅利下降，過去無限的勞動力供應消失，那么工資就要提高，工資提高就會促使所有商品的成本升高，于是商品價格上升，于是通脹的長期基礎就出現(xiàn)了。
　　流行的見解為什么經(jīng)常是錯誤的？因為它經(jīng)常將一些直覺式的、單調(diào)的、線性的、呆板的東西塞在里面，而缺乏動態(tài)的、曲折的、面向本質的思考。我們認為，商品的生產(chǎn)函數(shù)可以簡化為資本、勞動和技術（索羅模型），這是三者作用。如果勞動的供應變得緊俏，導致勞動成本上升，但此時資本變得充裕，技術開始升級，那么將會出現(xiàn)“替代效應”，即便宜的資本和技術在要素組合中越來越多，部分地取代不斷昂貴的勞動，那么商品的價格會變得更加昂貴嗎？不見得，因為上漲的勞動被“平衡”掉了。
　　那么中國在勞動力紅利消失之后，資本是不是變得充裕？技術會不會提升？我們認為，這是非常明顯的現(xiàn)象。跟30年前相比，中國的資本充裕程度已經(jīng)大規(guī)模提高，中國人的學習能力非常強悍，技術擴散效應非常明顯。所以，用所謂勞動力紅利消失，劉易斯拐點來證明中國存在長期的通脹趨勢，這是智力上的偷懶，它沒有細致地刻畫商品價格在不同要素組合中的動態(tài)圖景。
　　周行長說，“央行必須要對扭曲價格的改革作出反應”，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假設經(jīng)濟體中有商品A、B。A的價格是正常的，不扭曲的。而B的價格是扭曲的，是需要補貼來支撐的——有如電、煤氣或者水，那么A和B之間的比價關系正常是1:4，但現(xiàn)在卻是1:2,這意味著B需要提價。那么央行為了鼓勵B的價格改革，就用寬松的貨幣政策來支持B提價，讓B到達4的位置，但是這個邏輯鏈條有一個致命的疑問：可不可以在嚴謹?shù)呢泿耪�策下，通過市場化的改革讓A自動滑落到0.5的水平，最終還是完成1:4的關系？也就是說，不能總通過通脹來理順價格關系，能不能通過局部通縮來理順價格關系？后者的好處是，改革不會帶來價格總水平的過度上升，擁有低通脹環(huán)境。
　　很多異議者就會說，非漲價的比價關系調(diào)整是不對的，因為這會打擊A的生產(chǎn)。但是按照我們的貨幣觀念來看，這沒有說服力。除非貨幣發(fā)生大規(guī)模的收縮，人為制造所有商品都下跌的狀態(tài)，使得人們都像葛朗臺一樣存錢，因為錢會自動升值。否則在中性的貨幣增長下，不會存在這種情況。假設貨幣整體上不是收縮的，而是輕微膨脹的，在這個基礎上的價格改革，A的下滑會帶來B在原價格下的產(chǎn)能擴張，從而健康地消除了B在價格扭曲下的供應瓶頸。
　　實際上這個觀念被經(jīng)濟史的諸多事件所證明，比如1887年—1894年美國的經(jīng)濟情況。相反，中國1980年代后期的“價格闖關”恰恰是用通脹來運作的，失敗的。而1994年則依靠嚴謹?shù)呢泿耪�策完成了很多價格管制的解除。所以，在嚴謹?shù)摹⒎羌みM的貨幣政策下，照樣可以完成價格改革，只要價格改革的微觀運行機制（例如產(chǎn)權改革）構建得不錯，即使宏觀政策是緊縮的，照樣可以完成價格改革。而周小川的陳舊觀念同1987年的那幫人沒什么差別。
　　綜合起來，我們的觀點很簡單直接：中國未來通脹的可能因素只有一個，就是央行。勞動力紅利消失不是，因為要素替代可以完成商品價格的穩(wěn)定。價格改革不是，因為價格改革也可以在嚴謹?shù)呢泿耪�策下完成�?STRONG>只有央行是未來制造通脹的唯一可能，他們可能覺得人口紅利消失后的整體經(jīng)濟增長率不給力，于是不斷增加貨幣供應來刺激經(jīng)濟，央行是唯一可以產(chǎn)生成本—工資螺旋式上升的通脹風險的因素。所以，不要談中國通脹的內(nèi)生原因，而是關注中國通脹的官僚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