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紅利消失后，通過體制改革提升資源配置效率，最大限度地延長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已成為全國上下的共識。長期內經濟績效取決于供給面的政策改進和制度優(yōu)化，但這不能成為否定中短期內需求管理的理由。長期性供給改革與短期性的需求管理是相互補充關系，而非對立的關系，那種將需求管理與政府微觀干預混為一談，動輒宣稱打倒凱恩斯、打倒XXX，我認為是不妥當?shù)摹?BR>　　所謂需求管理，無非就是逆周期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經濟過熱時緊縮一下過冷時刺激一下，盡量熨平經濟波動。雖然對這種做法的批評非常多，但不幸的是，市場經濟特別是建立在發(fā)達信用貨幣體系基礎上的現(xiàn)代市場經濟，其周期運動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自我強化趨勢，所以我們不得不無奈地接受這種有一定負作用的干預。在逆周期管理中，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有所分工，一般來說，在過度繁榮時財政與貨幣都要緊，但貨幣應該唱主角，在刺激階段兩者都要松，但財政應該唱主角。兩者搭配是否恰當，有時直接決定最終效果。
　　一個流行的觀點是，“4萬億”是凱恩斯主義財政擴張，其弊端說明了凱恩斯主義的失敗。但在仔細分析相關數(shù)據(jù)后，這種結論是不能成立的。
　　按照中央政府最初的設想，4萬億刺激計劃大約為兩年時間，其中1.18萬億由中央政府預算提供，帶動地方政府和社會投資共約4萬億元。4萬億重點投向保障性住房、農村基礎設施、“鐵公機”以及科教文衛(wèi)、自主創(chuàng)新、災后重建等。計劃沒有說明地方財政支出占4萬億多少比重，我們且將中央和地方財政支出一共算作2萬億，這樣就是一年一萬億，如果沒有擠出效應也沒有擠入效應，這筆財政支出增加可以將GDP增長率提高2-3個百分點。似乎這是一個十分完美的、典型的反衰退方案——以政府支出替代出口、社會投資和消費的下降，維持住經濟增長率。所謂積極財政，本義就是通過減收增支、擴大赤字來創(chuàng)造需求，但事后執(zhí)行結果證明，我們不斷談論的積極財政，事實上根本沒有發(fā)生過，它只不過是人們的想當然！
　　2009年和2010年全國規(guī)范的財政赤字由2008年的1800億上升到9500億和10000億（均含地方2000億），與前面估計的一年一萬億恰好相接近，是這一萬億財政赤字成功地抵御了危機嗎？顯然不是。這里面有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即土地收入。由于2009年起房價泡沫重新被吹大，地價和房價暴漲，2009年和2010年地方賣地收入分別較上年暴增了63%和70%，達到了1.59萬億和2.7萬億。將土地收入計入財政收入進行全口徑測算，不考慮其它非規(guī)范性赤字債務，這兩年地方和中央事實上產生了6500億和1.7萬億財政盈余。
　　一個簡單的道理是：財政赤字創(chuàng)造需求，產生擴張效應，財政盈余產生緊縮效應。在這么大的盈余下，是什么力量抵銷了急劇下降的外需和民間投資呢？有人會質疑，前述赤字沒有考慮地方政府債務，因而被低估了。確實，9500億和1萬億赤字中，每年屬于地方的規(guī)范赤字僅有2000億。根據(jù)國家審計署公布的數(shù)據(jù)，截至2010年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為10.7萬億，再根據(jù)已公布的增速數(shù)據(jù)可以倒推出2009-2010兩年增加的債務為5.14萬億，這5.14萬億地方債又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純粹支出，如城市道路等不收費基礎設施、公務員教師工資、低收入補貼等，我們稱之為純債務；另一類則是融資平臺債務，基本上都對應著經營性項目，與普通國企債務并無區(qū)別。根據(jù)審計署的數(shù)據(jù)，平臺債占2010年地方債余額的46.38%，考慮到這兩年新增債務主要是平臺貸，按80%估算的話，那么純債務兩年共1.03萬億，把這個純債務與前述規(guī)范性赤字加總之后，全國財政仍然是盈余狀況。如果按最激進的計算（假定平臺貸款和純債務各占50%），盈余會轉變成赤字，但兩年赤字之和也僅有2000億，可以忽略不計。
　　我們知道，平臺貸款牽涉到政府擔保，它的數(shù)據(jù)上升似乎證明了財政擴張，但由于其絕大部分用于經營，其還款依據(jù)是項目未來的現(xiàn)金流，與國企貸款性質無異，而赤字的還款最終來自稅收，兩者截然不同。因此，平臺貸擴張屬于信貸擴張，性質是貨幣信貸政策。這也就是說，2009-2010年逆周期經濟政策中積極財政只是一個假象，甚至還可能存在財政緊縮，而財政緊縮過程中，又是如何成功地將經濟增長率維持在9.2%和10.4%？答案很簡單：貨幣信貸大放水。僅僅兩年時間，信貸余額就增加了18萬億！正是這些天量的信貸，推動了政府融資平臺企業(yè)的投資，并進而帶動各種社會投資，特別是上游投資，使中國迅速擺脫了危機。
　　我們不妨將2009-2010年的逆周期政策與1998年中至2002年底的那一輪逆周期調控的情況作一對比。前者同比廣義貨幣M2月同比增長率平均高達22.1%，后者僅為14.7%；從信貸來看，前者年復合增長率達到26.1%，后者僅為14.4%；而從官方政策基調上看，兩者的差異就更為直接明顯，1999年起連續(xù)五年都是“積極財政+穩(wěn)健貨幣”，而2009-2010年兩年都是“積極財政+適度寬松貨幣”。至此，我們不難得出結論，在2009-2010年的反危機中，貨幣信貸政策唱了主角，財政刺激并未發(fā)生（甚至出現(xiàn)緊縮），1998-2002年的政策才是經典的凱恩斯財政政策在起作用。
　　政策工具選擇的不同，直接導致了兩輪反危機政策效果上的差異，前者見效迅速，但負作用大，直接導致了明顯的通脹和嚴重的資產泡沫，后者見效慢、耗時長，但物價保持了穩(wěn)定。由于兩輪刺激政策面臨的初始環(huán)境（如企業(yè)和銀行部門的資產負債表狀況，它直接影響貨幣政策傳導效果）有相當大的差異，我們尚不能簡單得出哪一次效果更好的結論。但它仍能給我們提供一定的啟示。
　　首先，中國法律雖然禁止財政直接向中央銀行發(fā)行債券，從而消除了赤字倒逼貨幣發(fā)行的可能，但從最近一輪的反危機過程來看，地方不能出現(xiàn)赤字的規(guī)定，使得其擴張動機必須通過經營性實體來完成，而這必然倒逼貨幣信貸的放松。這種機制是中國所特有的，它是否會演變成常規(guī)模式，值得關注。
　　總體來看，允許地方出現(xiàn)規(guī)范化的赤字有助于地方財政透明化和金融數(shù)據(jù)的透明化，有利于在不同周期階段規(guī)范地執(zhí)行需求管理政策。比如，在目前經濟困難階段，財政順周期性（本來要求減稅增赤逆風而行，但現(xiàn)在只能亂收稅、亂罰款強制平衡）客觀上產生了緊縮作用。同時，透明化也有利于防范風險。
　　其次，在財政擴張保增長的過程中，一般都需要貨幣政策一定程度的配合，要求貨幣完全保持中性比較難，但最近這次的財政與貨幣搭配失當，似乎也是明顯的，如果當時官方年度貨幣政策基調稍作調整，其負面效應也許就會更小一些。財政貨幣的搭配，關鍵是一個度的問題，而這與其說是技術，不如說是一門藝術，它對決策者提出了極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