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jié)過后,大批返鄉(xiāng)農民工并沒有立即踏上通往沿海的列車,而是選擇在家鄉(xiāng)或就近的城市就業(yè),導致一些大城市出現(xiàn)“用工荒”。一部分學者認為這意味著“劉易斯拐點”的出現(xiàn),即勞動力的供給從過剩轉向短缺,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yè)的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減少,中國的“人口紅利”接近枯竭。筆者認為,這種判斷是不準確的,當前的“用工荒”并不是劉易斯拐點,農民工“返鄉(xiāng)”并不是回到鄉(xiāng)村而是返回家鄉(xiāng)所在的城市或省內其他城市就業(yè)。這種返鄉(xiāng)潮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經濟因素。近年來,沿海地區(qū)與內地農民工工資水平日益接近,而內地與沿海的生活成本卻相差甚遠。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代工業(yè)與低端制造業(yè)的利潤越來越微薄,提升工資水平的能力有限,沿海企業(yè)的生產基地紛紛向內地轉移,增加了內地省份的就業(yè)機會。 二是家庭因素。長期以來,農民工的生產過程與家庭生活是分離的,大量的農民工背井離鄉(xiāng),在提高收入的同時,也付出了巨大的情感代價:他們不得不忍受與父母妻兒的兩地分居,由此產生了空巢老人、留守兒童等一系列社會問題;氐郊亦l(xiāng)就業(yè),可以兼顧工作與家庭,對已經結婚生子的農民工尤其具有吸引力。 三是制度因素。我國的教育制度、福利制度是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雖然相當一部分農民工事實上已經構成了城市新移民,但享受的城市公共服務與公共產品并不全面,相應的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也不完整。這種“新二元結構”構成了一道看不見的城墻,將農民工與城市居民隔離開來,降低了一部分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的預期。 從全國來看,返鄉(xiāng)農民工只是中國城市化的一個場景,而非全景!胺掂l(xiāng)潮”不會改變中國人口流動的大趨勢,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年輕人口仍將是流動人口的絕大多數(shù),基本方向是由中西部農村流向沿海城市。這一判斷主要基于筆者對以下兩個群體的研究: 一是所謂的“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指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從中國內地農村地區(qū)流出,來到城市工作,暫時居住半年以上,未取得當?shù)貞艏那嗌倌。與父輩相比,他們更加注重情感交流、休閑娛樂、社會交往和自我實現(xiàn)等價值,而不僅僅滿足于增加收入、養(yǎng)家糊口,他們不再局限于“經濟人”的角色,而渴望融入城市社會。有調查顯示,50歲以上的農民工只有15%的人想定居城市,40-50歲的為21%,30-40歲的為37%,20-30歲的為45%,20歲以下的高達61%。筆者在長三角地區(qū)的抽樣調查發(fā)現(xiàn): 首先,新生代農民工的需求層次正在由生存取向向發(fā)展取向轉變。雖然生存取向的經濟動因仍然居于主導地位,有64.2%的受訪者將“賺錢養(yǎng)家”作為自己來滬的首要動因,但選擇“過城市生活”、“見見世面”、“尋找發(fā)展機會”和“為前途考慮”等非經濟動因的受訪者也多達32.9%,其中“尋找發(fā)展機會”占到16%。他們更多地把進城務工看作尋求個人發(fā)展的途徑,不僅注重工資待遇,而且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權利的實現(xiàn)。 其次,與父輩農民工主要居住在集體宿舍或生產經營場所不同,只有50.1%的新生代農民工居住在工人宿舍中,有41%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與他人合租房屋或是獨立租房。相比老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更加注重私人空間和個人自由,越來越多的青年農民工選擇在社區(qū)租房。 最后,在身份認同上,筆者在某大城市調查發(fā)現(xiàn),近三分之二(59%)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是外地人,兩成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既是當?shù)厝擞质峭獾厝,近兩成?9%)的受訪者則將自己視為新××人。也就是說,有大約四成的新生代農民工有較強烈的愿望融入當?shù)。值得注意的是,?1%的受訪者不愿意別人將自己視為“外來務工人員”。 新生代農民工有融入城市的主觀愿望,也有更為強烈的權利意識,面對這樣一個越來越龐大的社會群體,“經濟吸納、社會排斥”的半城市化道路是否還可以延續(xù)? 二是農民工隨遷子女,其中相當一部分人自幼就來到城市甚至出生在城市。據(jù)統(tǒng)計,2010年全國有超過2000萬農民工隨遷子女。他們有的很小就隨父母進城,有的甚至就出生在城市,與戶口本上的“農村”二字毫無瓜葛。與父輩不同,他們沒有任何的務農經歷,與鄉(xiāng)土社會缺乏文化紐帶和情感聯(lián)系,不可能將農村的土地作為最后的退路或“社會保障”。作為城市化的孩子,他們是“回不去的一代”,不再是流動人口而是城市第二代移民。 筆者調查發(fā)現(xiàn),農民工子女在初中畢業(yè)后的主要去向是:一半左右選擇直接打工,15%進入當?shù)氐闹袑;蚵殬I(yè)技術學校,10%回到家鄉(xiāng)念高中,還有極少數(shù)人成為街頭混混。也就是說,絕大多數(shù)農民工子女選擇直接留在了城市,少數(shù)回家鄉(xiāng)念高中的孩子將來無論是否考上大學,也都是要回到城市生活、就業(yè)的。與新生代農民工相比,農民工子女的“城市化”程度更高。 基于以上調查數(shù)據(jù),筆者認為,“返鄉(xiāng)潮”只是中國城市化道路上的一個支流,主流仍然是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中西部人口向東部沿海轉移。用工荒不是劉易斯拐點,而是“半城市化”道路難以為繼的信號。當務之急是調整城市化模式,促進農業(yè)轉移人口在城市落戶,逐步實現(xiàn)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讓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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