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青年報刊發(fā)的一則關于中國物價高過美國的報道里提到，一位中國年輕學者在離美回國時，特意穿上嶄新的行頭：9.9美元的Crocs鞋，39.9美元的Levis牛仔褲，30美元的Tommy HilfigerT恤衫。而這些東西在國內的價格分別是499元、799元和799元。
　　報道還稱：“國內一套3萬元左右的阿瑪尼西裝，在這里只要500美元就可以買到；國內標價4.6萬元的勞力士手表，在美國不到4000美元；一臺國內50萬元左右的寶馬Z4標價只有21000美元�！痹诿绹�，不僅中國制造的產品遠比國內售價便宜，即使是美國制造，也出現了相同的情況，比如在加州一個機場商店買的美制風衣，價格不到北京賽特商場里同款風衣的五分之二。
　　這些現象，就是所謂的“中貴美賤”了。不容忽視的是，這些敘述中的物品都是品牌物品，或稱“身份物品”。更貼切的表述是：對于身份物品，存在顯著的“中貴美賤”現象。
　　那么，原因呢？
　　流行的解釋是，“商品在出廠之前沒有區(qū)別，真正的區(qū)別在于出廠之后”；“國內商品價格被推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藏在商品里由消費者買單的額外交易成本”；“最大的交易成本就是稅負”。
　　將“中貴美賤”歸因為稅負，固然直觀，但恐怕過于輕易以至于輕率。稅負，只能解釋“中貴美賤”的一小部分，并且是不太重要的那一部分。
　　原因還是發(fā)展，是經濟發(fā)展的“身份”后果，是經濟發(fā)展引致的大規(guī)模的社會“身份”重新界定的后果。邏輯如下：“身份”的重新界定，對應的是身份物品品類組合的爆炸性需求，當身份物品品類的增長趕不上需求的增長時，市場中現存的身份物品就獲得了超額的溢價。這，就是“中貴美賤”的根子所在。“中貴美賤”是大規(guī)模的社會身份重新界定所引發(fā)的經濟效應的一種。
　　從農村進到城里，從國營轉入私企，從打工族變身創(chuàng)業(yè)者，從雇員發(fā)達成老板，從銷售外勤升職為管理經理，從朝九晚五切換成居家兼職，等等，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城市化，極大地沖擊了原有的“身份”體系，個人“身份”正經歷巨變和劇變，一個普通個體，十年之內換三份工是常態(tài)，這個大規(guī)模的身份的重新界定，形成了對身份界定物品的巨大需求甚至是渴求。經濟愈成長、人群愈分化、生活方式愈分蘗，“身份”界定的需求也會愈加速，其成長速度就會遠遠超出市場可供應的能力。也就是說，身份物品的供應會出現短缺，而短缺創(chuàng)造租值、短缺催生溢價。并非市場中現存的身份物品充分滿足了身份消費者們的需求，而是身份消費者們不得已的妥協賦予了這些身份物品超額的利潤。
　　與“身份”相關的另一個范疇是“面子”，圍繞“面子”的投資和競爭所引發(fā)的關聯效應是“中貴美賤”溢價中的另一部分。
　　“面子”是什么？從經濟學角度看，“面子”是有關“身份信號”顯示、維持和傳遞的一系列投資。在關系型社會（中國）里，“身份”的價值很高，遠高于規(guī)則型社會（美國），這意思是說，在關系型社會里，會有更多的資源用于“身份”的投資，會有更高的傾向以物質資產式的投資來顯示身份。也就是說，對“面子”的投資，加強了身份信號物品消費的權重，推高了該物品在關系型社會中的需求，從而推高了價格。與此同時，也會有更多的造假和僭越行為。這個大量存在的造假和僭越，是造就品牌商品在中國比美國賣出更高價格、攫取更大租值的另一重要推手。
　　北京三里屯、上海襄陽路，都曾是盛極一時的假貨市場。假貨的存在，迫使真貨需要投入更大的博弈成本，于是，更優(yōu)地段的店鋪（租金）、更趨昂貴的裝潢（固定投資）成為商家理性的選擇，這個超額的博弈費用是需要用更高的價格來消化的。
　　“僭越”，是利用“身份信號”物品偽裝成另一個群體的行為，比如女學生坐頭等艙，這是攫取“身份”租值的一種手段。關系型社會中的“僭越”行為，遠比規(guī)則型社會中為多，“僭越”的盛行，不僅通過放大對身份物品的需求推高市場價格，并且使得商家可以有更寬的邊際、更小的風險來進一步榨取原目標群體的消費者剩余，從而雙重推高了價格。
　　綜上所述，全社會大規(guī)模的身份重新界定的需求、個體對面子的重視和投資、商家對“造假”的博弈、“僭越”效應的存在，共同推高了身份物品的中美價差。品牌物品的“中貴美賤”，并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