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新興國家面臨的水深火熱的通脹，是過去40年全球經濟模式運行至末端的副產品。近40年來，全球形成的“商品美元循環(huán)”和“石油美元循環(huán)”的方式運行，缺了誰都玩不轉。這是美國、新興國家和資源國家互動的結果。
在這條供應鏈上，全球經濟被清晰地劃分為三類國家：“知識生產的頭腦國家”、“物資生產的軀干國家”和“資源供應的手腳國家”。
以美國為代表的“知識生產的頭腦國家”，以其極發(fā)達的金融系統(tǒng)創(chuàng)造通貨，為全球配置資源，由于新興國家輸出通縮，極大地滿足了美國消費者的福利；同時新興國家也輸出儲蓄，所以美國得以保持極低的長期利率，股市、樓市上升使得美國經濟實現(xiàn)資產驅動型增長。
以中國為代表的“物資生產的軀干國家”，承接了世界工廠的角色，獲得了巨額的貿易，“重商主義”的經濟模式實現(xiàn)了最現(xiàn)實的好處，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支持了社會的穩(wěn)定。2001-200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中出口份額從20%躍至36%，幾乎翻了一番，而同期全球國內生產總值中出口份額也從24%升至31%。換句話說，中國對時機的把握近乎完美。
以俄羅斯、巴西、澳大利亞為代表的“資源供應的手腳國家”，受到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強勁的產能擴張的推動，不僅出口大增，而且價格上升，分享了全球化的紅利。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所有的參與者都從這個模式中獲益。
對于美國來講，這個模式運行的理想狀態(tài)是，美元創(chuàng)造的貨幣通脹和資產通脹能持續(xù)推動經濟的增長，但是物價不能通脹。所以它需要一個對沖，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成為了最佳的通縮輸出點。危機前三十年中的大多數(shù)時間里，新興地區(qū)的人工成本與人工效率之比一直在下降。更重要的是，這些地區(qū)多為政府主導型經濟，政府幾乎壟斷了經濟增長所需的大部分要素和資源。只要他們愿意，在理論上都可以通過將要素及資源價格降至最低來支持投資的擴張。隨著資本密集化程度急升，意味著資本勞動比下降，國內收入形不成購買力才能極大地滿足美國家庭的消費擴張。這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但是，中國又是有著資源和能源瓶頸的國家，無法對沖資源和能源等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中國制造的價格雖然可以通過壓制勞工的報酬和犧牲環(huán)境的代價而緩慢上漲，但產能的擴張卻推動著油價和資源價格飆升。而美國本身是最大的石油消費國，油價事實上構成了物價通脹的核心。
盡管中國在供給通縮的角色上做得很好，但黃金模式終究還是遇到了繞不過去的坎兒：油價受不了。2004年1月-2006年7月，油價從每桶30美元飆升至75美元，漲幅達到了150％，觸發(fā)了美聯(lián)儲隨后的17次加息，以后就是2007年次貸泡沫破裂。危機是對以上模式的最后的總結。
雖然全球經濟受到金融海嘯的短暫沖擊，成本一度大幅下降，但在全球央行輸出的海量通貨下，很快價格復原并超出，說明這個模式已經很難再續(xù)了，其中的中國已經不堪重負，無法再為全球補貼價格了。2003年中國先失去的是廉價資源，中國的能源和資源無法應付出口需求和政府的大規(guī)模投資，而成為了國際大宗原料市場的超級買家。2007年起中國勞動成本優(yōu)勢漸失去，不少新興國家勞動力比中國便宜。2010年起，廉價土地優(yōu)勢亦失去了。今天浸泡在洼地之中的每一項人民幣資產都能輕易地捏出大把的水分。
今天的新興國家對于通脹和泡沫所累積的危機勢能近乎遲鈍，政策遲緩而綏靖，受到舊的利益格局的強烈牽引，舊的模式慣性很強。這些國家未來的宏觀穩(wěn)定越來越懸系在外部條件的變化（具體講主要是美國經濟和政策的變化）上。這是一種危險的狀態(tài)。
而外部條件的改變，或也是由中國自身所觸發(fā)。
高通脹的壓力迫使中國不得不致力于提高出口價格。這種戰(zhàn)略很有可能被世界所接受。因為其他發(fā)展中國家沒有發(fā)達的基礎設施來取代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中國可以實現(xiàn)價格提升。
盡管地方政府會抗拒提價策略，因為這可能會導致生產轉移到中國其他地方。但是他們現(xiàn)在負債纏身，地方政府補貼出口生產的空間越來越小 。
中國角色的轉換（從通縮輸出者轉變?yōu)橥浀淖罱K輸出者），最終將成為美聯(lián)儲加息的“蝴蝶的翅膀”。
新的一輪危機說快也快。但中國的機會掌握在自己手里。
實現(xiàn)一個積極的正的真實利率水平是首要的目標，這個拖得越久，損失越大。
在此基礎上，中國可以做的很多。特別是供給面的改革。
比如改革其政府主導經濟的體系，糾正其扭曲的價格體系，還資源配置權予市場，實現(xiàn)一個真實的、合理的資本利得水平，來抑制資源錯配的投資和資產泡沫發(fā)生。
減稅以培育中產階級，增加社會的公平。
國有資本做戰(zhàn)略性撤退，激發(fā)私人部門創(chuàng)新型和價值型增長，提高就業(yè)，提高家庭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
無論未來再平衡的路徑如何，目標只有一個就是，不能再以家庭財富的轉移的方式來刺激經濟增長了，要讓財富盡快地迅速地從政府和企業(yè)回到家庭，這是新興經濟體投資型經濟轉為消費型經濟的關鍵。
這種轉變，無論是對新興經濟自身，還是對美國經濟來說，都是正向和積極的。
如果不斷增長的消費導致中國貿易順差收窄、美國貿易逆差相應下降，那么美國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券的供應也將隨著中國的購買量一同減少。
我想，這是美國人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