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紅利漸失、勞動力成本上升、資源供應瓶頸以及國際競爭擠壓，或將使中國的高速增長周期告一段落。但若因此斷定中國經濟奇跡即將成為歷史甚至2020年前危機被引爆，似是博得眼球關注的國際炒作。不過，換個角度來看，唱衰中國經濟發(fā)展前景對我們來說或許是一種另類提醒，將促使中國更加重視制約經濟長期發(fā)展的諸多瓶頸。隨著中國經濟基數的增大和既有增長動力的不斷減緩，中國必須尋求中等增速條件下的效率改進之道。
二戰(zhàn)以來的經濟史表明，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往往比首席經濟強國更難做。這不，自1968年以來在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寶座上呆了42年的日本，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一度將美國逼得透不過氣來，但日本在隨后的15年，經濟規(guī)模一直在5萬億美元徘徊，追趕美國之勢戛然停止。如今，當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名義上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時，國際上既有“中國經濟規(guī)模將在5年之后超越美國”之類的高級“忽悠”，也有中國經濟奇跡或演變成為經濟危機，并有可能在2020年之前被引爆的唱衰預言。其中，大和資本大中華區(qū)首席經濟師孫明春的實證分析和相關預測頗具代表性。孫明春日前以大量的數據和假設為基礎，認為中國在未來5至10年，將遭遇中等收入陷阱、有效就業(yè)人數急劇下降以及收入不平衡進退兩難等三大危機，并斷定中國即便發(fā)展高端制造業(yè)和現代服務業(yè)也不能有效解決就業(yè)難題。
細數今日中國經濟領域面臨的諸多棘手難題，無論是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收入差距拉大和就業(yè)問題，還是民怨日益集中且遭遇巨大改革阻力的高房價問題，乃至治理經濟內外失衡和產業(yè)升級等關鍵命題，某種意義上都是長期以來經濟運行過程中諸多矛盾和沉疴的集中或者階段性表達。換句話說，上述這些發(fā)展中的問題既是增量改革負效應的陸續(xù)顯現，也是改革由整體推進向深層次攻堅過程中遭遇阻力之后的不斷體現。改革既需要關鍵領域的突破，更要有新一輪的整體設計，以確立未來十年乃至更長時期的改革框架。
但是，首先需要解決的是中國經濟的可持續(xù)增長問題。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尋求有效經濟增長仍是中國經濟發(fā)展的第一要務。只是當中國經濟規(guī)模邁上具有指標意義的5萬億美元的臺階之后，中國經濟即便要達到7%左右的年均增速，也是高難度命題。而且從經濟增長的質量來看，假如增長模式無法實現質的跨越，簡單追求國內生產總值（GDP）增幅不僅沒有太多的福利效應，還會導致既有增長模式弊病的進一步惡化；而倘若中國經濟真的像某些經濟學家所說的早就跨過了“劉易斯拐點”，則中國經濟在逐步告別人口紅利之后有可能會迎來痛苦的爬坡期。
另一方面，人均GDP為4400美元的中國目前正處于人均GDP在900美元至11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階段的中低端。這是中國經濟邁向更高階段的新起點，也可能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臨界點。中國也許能在10年內將經濟規(guī)模做大到10萬億美元。但業(yè)已出現的部分領域突出問題使得我們必須格外警惕可能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業(yè)特別是少數富人的傾斜和集中，不能改變可供民眾分配的最終財富較少以及民眾消費的產品高度市場化格局，則不僅難以實現經濟發(fā)展方式的真正轉型，亦很難建立廣受認可與尊敬的發(fā)展模式。
內外經濟的失衡尤其是外部發(fā)展環(huán)境的可能惡化使得中國在愈來愈不確定的經濟環(huán)境中，爆發(fā)系統(tǒng)性風險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未來5至10年，中國既要積極提高勞動力素質、資本積累水平與全要素生產率，更要加快系統(tǒng)重要性領域的市場化改革步伐以及構建高水準的公共服務體系，以給資本尋找新的投資渠道和創(chuàng)造新的需求，最終實現政府職能由建設型向服務型轉變。
隨著中國經濟規(guī)模的增大和既有增長動力的不斷減緩，中國必須尋求中等增速條件下的效率改進之道。筆者估計，2020年前后，中國年均經濟增速有可能保持在6.5%。其實，以中國現有的經濟基數以及要素投入保障條件來看，能夠保持這樣的經濟增速已經相當不錯了。要素稟賦最為豐裕的美國，在經濟規(guī)模達到5萬億美元時，對經濟增速的期待也就在3.5%左右。中國之所以長期以來一直將8%左右的經濟增速視為增長紅線，既是現有政績考核體系約束之下的派生品，也是長期以來并不那么優(yōu)化的經濟增長模式的低效率與宏觀經濟目標沖突的產物。有鑒于此，中國亟須充分利用所剩不多的人口紅利，保持較高的資本積累，提高勞動資源的使用效率，特別是要注意提高專業(yè)化人力資本積累水平。
以存量和增量財富為依托，以改善民生福利為目標指引，以打破既得利益對改革干擾為抓手，通過推進生產要素、收入分配等系統(tǒng)重要性領域的改革以及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構建平等競爭的市場環(huán)境和多元化的公共產品服務體系。真正實現財富積累由政府、企業(yè)和部分個人向廣大百姓尤其是弱勢群體的適當轉移，做到藏富于民，并輔之以高質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若如此，則不僅能夠成功越過“中等收入陷阱”，實現民生福祉與經濟增長的同步提高，也可以充分展現“中國模式”的生命力。
中國在盡力做好經濟轉型這篇重要文章的同時，還應避免超級崛起之后常有的驕躁心理。曾經不可一世的日本之所以遲遲未能走出該陷阱，除了上了戰(zhàn)略高手美國的當，于1985年草率簽署了“廣場協(xié)議”失去匯率主導權進而導致泡沫破滅之外，日本還犯了一個致命錯誤，那就是在經濟處于高峰的時候未能保持清醒頭腦，以為真的可以超越美國，君臨天下了。殊不知，美國不僅有最具打擊力的國家競爭戰(zhàn)略，更不乏拖垮乃至摧毀現實與潛在競爭對手的經濟工具。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既有自身經濟發(fā)展走火入魔的內因，也離不開美國控制的金融資本對日本刻意打壓的外部因素。日本既敗在美國人手上，也間接斷送了自己的發(fā)展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