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經濟來說，當前運行中的主要矛盾是通脹壓力。貨幣政策已回歸穩(wěn)健，財政政策在當下應繼續(xù)保持積極特征。
在財政方面可以勾畫幾個理由。首先，刺激經濟方案中的4萬億元的投資項目安排，必然需要配上一些后續(xù)的資金供給，而這些后續(xù)資金需要有一定的財政擴張力度才好安排。比如，4萬億中涵蓋有4800億的保障房建設，包括棚戶區(qū)改造、廉租房、公租房以及某些地區(qū)的經濟適用房，對這些房子所涉及地區(qū)的集中供熱供暖系統(tǒng)的改造和升級換代，就是后續(xù)重要的建設項目。還需一筆錢用來解決低收入家庭入住樓房后怎么交取暖費的問題。
其次，我們在改進民生方面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大家很關注的新醫(yī)改，今后兩年要見眉目。為達到新醫(yī)改基本目標，現估計資金總體投入調高為需要1萬多億元，顯然需要財政政策保持一定的寬松特征。
第三，經濟生活中，還有一些明顯的瓶頸制約，比如交通基礎設施方面。改革開放這么多年，交通基礎設施投入雖然大，但與經濟、社會發(fā)展變化相比，仍然不夠。北京就已被稱為“首堵”，八達嶺高速擁堵得很厲害。要治本需要打通復線，至于復線是建一條國道還是建一條鐵路來分流八達嶺高速上占很高比重的運煤壓力，要趕快做論證，這是在跟時間賽跑。而北京市中心區(qū)如果真正想化解擁堵，更需要有大手筆投入加快建設如紐約、東京那樣的軌道交通網。我不贊成有的專家所講，中國的高速路、地鐵已經超前。實際上，在很多地方存在著非常明顯的瓶頸制約。這需要財政介入并拉動社會資金加快建設來緩解。
第四，現階段我國物價上漲問題帶有明顯的結構性特征。從前幾年包括這幾個月的數據看，75%-80%的漲價因素來自食品，10%-17%的漲價因素來自房價，其他千百種商品的漲價因素只占8%-10%。這一延續(xù)了較長時間的結構性特征帶給我們的啟示是什么呢？就是除了運用貨幣政策收縮流動性總量外，還需要有針對性地增加有效供給。這就需要財政政策發(fā)力，也就是看準增加有效供給的環(huán)節(jié)，把資金用出去來達到供給管理的效果。首先是進一步調動農民種糧和多種經營的積極性，給農民更清晰的收入預期和政策支持力度的強化。另外，財政資金可以調動國家可控的物資儲備作市場的“平準”。比如將豬肉投入市場去平抑豬肉價格。
當下財政方面要做的另一件事情，是投入資金加快棚戶區(qū)改造、廉租房建設以及公租房建設。當然，政府不能夠大包大攬，但必須出一部分錢，拉動社會資金，包括商業(yè)性貸款進入這一領域。
說到財政政策當前繼續(xù)保持積極的基本特征，會有人問這個特征還要保持多久呢？我們知道，2011年安排的財政赤字是9000億元，雖然看起來不小，但2010年財政赤字的實際規(guī)模是9000億左右。2010年度GDP增速在10%以上，但2011年財政赤字仍然是9000億的安排，說明雖然同樣是積極，但沒有在積極程度上面加碼。
目前的財政政策也要和以后擴張性政策的淡出相銜接。如果做一個展望，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經濟相對高漲運行的過程中，會看到財政政策包含著淡出的安排。
最近一段時間，貨幣政策方面頻頻出手，而財政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優(yōu)化結構。結構優(yōu)化的重點顯然是配合中央特別強調的加快發(fā)展方式轉變和改進民生。其中，許多事情需要再加大投入，同時要配合機制創(chuàng)新與轉變。
稅制改革可提煉出三個基本概念：一是結構性減稅，從今年到今后整個“十二五”期間，結構性減稅最大的動作可能是增值稅的擴圍，以增值稅來替換建筑安裝、交通運輸、第三產業(yè)中的營業(yè)稅，好處就是減少原來存在的重復征稅因素，實際上就是減稅，其目的就是鼓勵第三產業(yè)發(fā)展和專業(yè)化細分，配合擴大內需，提振消費和達到產業(yè)結構升級的總體目標。當然，問題還比較復雜：現在地方稅體系沒有形成，營業(yè)稅一下子被增值稅所替代，中央與地方的財力分配矛盾可能會凸顯，因此需要謹慎把握、周全設計。
另外，關于小企業(yè)、微型企業(yè)怎樣更好地得到稅收優(yōu)惠問題，有關部門也會研討。而對于企業(yè)研發(fā)投入、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活動，要繼續(xù)實施結構性減稅的優(yōu)惠待遇。
二是稅收也要有減有升，最典型的就是個人所得稅。我們都在等待個人所得稅調整的具體方案，現在得到的信息首先是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這是對于低端的減稅，同時它也會帶來高端的減稅，而且高端減稅的結果會更明顯。因此，我認為有關部門會在調整方案中加入一些其他因素。比如在提高起征點的同時，調整對工薪收入原九級超額累進的級次級距設計。當然未來很重要的應該是在收入申報制度發(fā)展的同時加上收入綜合的因素，不光是工薪收入。個人所得稅最突出的問題是對工薪收入的代扣代繳比較簡單有效，對于工薪收入之外的其他收入怎么綜合進來，攏在一起按超額累進制進行征收，需要在管理方面做很多研討。我個人估計只能是循序漸進，在一段時間里會是分步走，未來逐漸把十一種分類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安排轉向所謂綜合與分類相結合。這叫做有減有升，所升的就是指綜合進來以后，高收入階層承擔更高的稅負。這符合我們收入再分配的抽肥補瘦原則，符合優(yōu)化分配收入格局的要求。
第三，稅收上還應有結構性增稅。比如，為增加調節(jié)力度，資源稅的改革去年下半年在西部已經實施。首先在新疆，之后已經擴展到西部其他自治區(qū)和省份。我們還在等待一個時間窗口，也就是物價得到階段控制時，應再進一步擴大資源稅改革的覆蓋面。有了這種上游產品增加稅收的壓力，會傳導到促使產業(yè)鏈中、下游各個方面節(jié)能降耗，千千萬萬的市場主體會被經濟杠桿驅動去開發(fā)節(jié)能降耗的工藝、技術和產品。這是追求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經濟手段。
另外，房地產調控方面，財產稅的引入是不可避免的制度框架建設問題，上海和重慶已先行先試房產稅。上海的特點是從增量入手，重慶的特點是把一些高端存量也納入進來。這一改革剛剛運行，我們還需要進一步觀察和總結經驗。但我深信這代表今后制度建設的方向。中國市場經濟走到今天，不正面考慮建設財產稅制度和合理構建地方稅體系，是沒有出路的。
財產稅制度第一個選項就是不動產保有環(huán)節(jié)的房地產稅，其正面效益是有助于構建地方財政體系的支柱財源。另外，它會促進土地集約利用，增加住房建設中中小戶型的供給，降低空置率，遏制瘋炒的力量而減少泡沫。而且住大房、住豪宅、有多套房的富裕人群多繳稅，也是必要的收入再分配。
最后要提到國有資產管理方面，我們可觀察到一個重要動向。在國有資產管理這個概念之下，中央級的國有資本預算，于2008年正式運行，到現在已經在制度成果方面有所表現——在這個預算管理框架下，已提高中央級一百多家特大型國企對于國庫上繳資產收益的比重。另外，我們知道地方國有資產管理體系也在比照中央，加強對地方國企的管理。
目前，上繳制度在漸進過程中可能沒有別的更好辦法，現在只能是劃幾個檔次把上繳比重往上提，但遠景上，我認為最大的可能性應該是借鑒國際經驗，結合中國的法制化建設，在國有經濟進一步深化其戰(zhàn)略性改組過程中，減少國有大型企業(yè)的數量，最后將央企歸并為幾十家，然后再分類，對各類企業(yè)制定一些針對性的專項法案。這種法案要清晰地規(guī)定這類或這個企業(yè)存在的理由，在運行中追求的是什么社會目標，所涉及的自然壟斷和特許權是什么邊界，應確立一些什么樣的分配原則，同時說清楚資產收益上繳按照什么樣的程序決定，怎樣作動態(tài)的調整，這可能是比較理想的遠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