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金融危機全面爆發(fā)、美元地位受到動搖以來，有關人民幣國際化的議論就在國內外受到普遍關注，國內學者更是對此熱衷有加，有人甚至開始思考人民幣國際化的時間表了。然而，新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SDR框架并沒有把人民幣納入其中，盡管此前IMF的某些官員還曾發(fā)表過熱捧人民幣的言論。對于這樣的結果，國內很多人感到失望。于是，新一輪人民幣國際化熱議就此展開，但就內容而言，并無新意，而且目的性也存在一定的混亂。比如，有人分析人民幣與日元、歐元的差距，而有人則討論國際貨幣新秩序。雖然兩者最終可能是一致的，但從邏輯的出發(fā)點來看，容易給人不一致的感覺。
　　從本質上講，人民幣國際化與建立國際貨幣新秩序之間并無差異，都是希望打破美元壟斷國際貨幣體系的局面，以更加穩(wěn)定的國際貨幣體系來穩(wěn)固世界經濟發(fā)展基礎。既然如此，我倒覺得不妨先淡化一下人民幣國際化問題，先從國際貨幣新秩序的基本要件研究做起，這一方面可以避免別人的猜疑，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個更加科學的框架下讓更多人來接受國際貨幣多元化秩序的理念。
　　當今國際貨幣體系由美元主導，這個特質的弊端早已顯現。但當初（甚至直到今天）接受這種格局的恰恰是我們（指美國以外的國家）自己，而接受的原因除了美國人的“陰險”之外，也有我們的無奈。原因是我在以前的專欄中多次說過，只有美元能夠找到合適的對沖資產。
　　說到貨幣的對沖資產，就不能不涉及貨幣發(fā)行機制。早期金屬貨幣時代，人們并不關心究竟誰在主導國際貨幣秩序，因為作為貨幣的本位體——金和銀——既無種族標簽，也不存在國家問題。如果非要找到主導者，那就是黃金白銀，即便在金匯兌制時代也是一樣。但到了純紙幣時代，情況就有了極大變化，理論上講，所有的紙幣都不再有本位體，因此也就沒有了風險對沖資產。這種情況下，國際貨幣體系的天然主導者沒有了，主導國際貨幣體系，當然就成所有貨幣角逐的中心。
　　美元之所以能在這場角逐中勝出，取決于兩個階段的兩個重要因素。第一個階段是二戰(zhàn)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這個制度安排實質上是一種金匯兌制度，即美元與黃金掛鉤。那時的美元更像一個影子武士，真正主導國際貨幣體系的其實還是黃金；第二個階段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美元與黃金“脫鉤”了，但美國人卻用非經濟手段把美元與人類最稀缺的工業(yè)資源石油聯(lián)系在一起，并繼續(xù)保持著黃金的結算貨幣地位，這樣一來，美元就有了兩種對沖資產，從而繼續(xù)主導著國際貨幣體系。然而，美元之所以能長期“霸占”這兩種對沖資產，并被全球經濟普遍接受，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其發(fā)行機制。
　　不同于其他任何貨幣，美元的發(fā)行機制是“由華爾街券商決定”的發(fā)行機制。具體說來就是，當資本市場預期美國經濟將進入增長階段時，股票價格就會上漲，而當這種上漲無法被現有貨幣數量表達時，券商則有權向美聯(lián)儲要求再貸款，以新增貨幣來表達股票的增值部分，由此形成了所謂的“華爾街倒逼美聯(lián)儲發(fā)行貨幣”的機制。
　　這種貨幣發(fā)行機制相比較于歐元的“協(xié)議機制”，以及外貿主導型國家的“美元兌換本幣機制”，最大優(yōu)勢在于貨幣發(fā)行量與經濟發(fā)展預期水平的統(tǒng)一性，從而可以有效地避免“協(xié)議機制”的主觀盲目性以及“美元兌換制”的客觀被動性，這也是美元長期主導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原因。然而美國人不夠自愛，金融危機后實施的量化寬松政策實際上已動搖了美元的主導地位。
　　但從目前歐元、日元等強勢貨幣的特質看，尚不具備主導國際貨幣體系的能力，新秩序中的主導貨幣仍然需要具有對沖資產和科學的發(fā)行機制這兩個基本要素。這就要求新主導貨幣必須找到與石油、黃金一樣有價值、一樣稀缺（甚至更稀缺）的新資產作為對沖體。以前我曾說過，二氧化碳排放權極有可能成為新對沖資產。所以，低碳問題遠不止環(huán)境問題。
　　如何解決讓貨幣發(fā)行機制既滿足本國經濟發(fā)展需求，又不違背其他國家意愿的問題，金融危機后美國人的做法給全球樹立的反面榜樣。因此，在建立新的國際貨幣秩序下的貨幣發(fā)行機制時，必須納入安全機制。說到這兒，我倒想起2009年周小川行長提出的超主權貨幣方案，盡管似乎已淡出世人視野，而且也確實存在不少客觀困難，但順著這個思路思考下去，倒是對新貨幣發(fā)行機制很有幫助。比如建立國際資本市場倒逼發(fā)行機構機制（類似于美元發(fā)行機制的全球版）。若真如此，我們也許不必再關注究竟什么是新的主導貨幣，甚至不再關心該貨幣由誰發(fā)行，而只需把目光盯住誰擁有更多二氧化碳排放權即可，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將由最清潔、最能為別人提供排放權的國家主導，這才是我們真正需要關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