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長周小川上周在法國接受采訪時表示，存款準備金率只是對抗通脹的工具，但并非唯一的工具，抗通脹需運用所有政策工具。差不多就在周行長講這番話的時候，央行宣布年內第二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對于這次準備金率上調，市場人士的看法較為一致，認為是為應對國內通脹、抑制商業(yè)銀行信貸擴張沖動。但筆者認為，這是央行在回收過剩流動性方面采取的必要的也是無奈之舉，不過，央行貨幣調控應善用存款準備金率這個政策工具。
　　法定準備金及法定準備率往往被視作央行重要的貨幣政策手段之一。從直觀上看，央行上調的法定準備率越高，商業(yè)銀行上繳的存款準備金就越多，其可運用的資金就越少，從而導致社會信貸總量減少。自今年1月起，我國對CPI調查方案作了調整，食品類權重降低2.21個百分點，居住類權重提高4.22個百分點。若剔除調整權重因素，1月CPI環(huán)比上漲1.0%�？梢�，社會貨幣信貸總量還比較多。因此，抑制流動性過剩、應對通脹應是此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的目的之一。更為重要的是，盡管發(fā)行央票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都是回籠流動性的主要手段，但由于一二級市場利率倒掛，央票發(fā)行難以擴大規(guī)模，如果大幅度提高央票利率，央行的干預成本將會顯著上升，人民幣升值壓力也會隨之增加。因此，外匯占款增加，回收過剩流動性的緊迫性再加上公開市場資金的大量到期，使得央行不得不將準備金率上調作為回籠流動性的主要工具。
　　然而，從很多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央行的貨幣政策實踐來看，相對于其他貨幣政策工具，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通常被認為是“猛藥”，法定準備率的微小變動也會迫使商業(yè)銀行急劇調整和壓縮信貸規(guī)模，進而引起社會貨幣供應總量的急劇變動，給社會經濟帶來震蕩。
　　為此，各國央行在調整法定準備率時往往比較謹慎。不過，這種狀況好像在我國不存在。央行調控貨幣時，已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工具作為常態(tài)工具使用。比如，為了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入過熱，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yōu)槊黠@通脹，在2007年至2008年不到兩年的時間里，央行曾15次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2010年至今，也已上調了8次。
　　不過，存款準備金率頻繁使用，至少也能說明兩個方面問題，其一，“藥效”有限。就以目前情況看，在法定存款準備金之外，商業(yè)銀行存在中央銀行的超額準備金，盡管其比率在不斷下降，但還是遠超過其維持正常運營所需要的水平，可用來補充法定準備金，從而對法定準備金率的上調起到緩沖作用。其次，目前商業(yè)銀行持有大量央行票據(jù)，也能隨時從銀行間市場獲取資金，應對準備金率上調。另外，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提高后，商業(yè)銀行可以通過提高貸款利率這種“以價補量”的措施，將風險轉移給借款者。如此一來，上調法定準備金率對貨幣收縮的作用就十分有限。其二，“藥量”不足。在每次上調幅度0.5%的情況下，銀行仍能靠壓縮同業(yè)資產和債券資產來滿足準備金率的提高；同業(yè)資產收益率約為3%，和法定存款準備金利率的差異約為138個基點。法定存款準備金上調0.5個百分點對2011年盈利的影響約為0.4%，累積效應也不過2%左右。
　　所以，為提高貨幣調控效率，央行在運用存款準備金率工具方面還可以嘗試一些創(chuàng)新。
　　比如，可以采取提高幅度、減少頻度的辦法管理存款準備金，以增強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控強度。同時，不能因為商業(yè)銀行有關負債業(yè)務在名稱上沒有“存款”兩字或有的屬于“影子銀行”業(yè)務就不適用于存款準備金制度，對商業(yè)銀行向公眾發(fā)行的債券或其他形成債權債務關系的產品也應考慮適用存款準備金制度�？梢哉f，恰當?shù)匕盐沾婵顪蕚浣疬m用范圍，在當前中國金融機構改革、金融產品創(chuàng)新的形勢下非常重要。這一方面有利于增強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公平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促進金融機構規(guī)范地展開業(yè)務和產品創(chuàng)新。
　　再比如，著力推動差別存款準備金率的動態(tài)調整。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動態(tài)調整綜合了存款準備金制度、資本充足要求和存款保險制度的思想，體現(xiàn)了中國關于貨幣政策和金融穩(wěn)定的綜合考慮及安排。央行應把貨幣信貸和流動性管理的總量調節(jié)與健全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結合起來，運用差別準備金動態(tài)調整，配合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匯率、公開市場業(yè)務等常規(guī)性貨幣政策工具發(fā)揮作用，旨在形成抗通脹的政策工具“組合拳”，促使銀行信貸增長與實現(xiàn)社會經濟發(fā)展主要目標（經濟增長和控制通脹）的有機結合，優(yōu)化信貸結構，把信貸資金更多投向實體經濟特別是“三農”和中小企業(yè)，促進經濟結構的戰(zhàn)略性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