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版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箭在弦上。只要國民收入倍增，才能拉動內需，才能讓社會保持橄欖型的穩(wěn)定結構。
　　外向型經濟遭遇瓶頸，而內部經濟效率在下降。2009年單位固定資產投資對應的GDP，已經從上世紀90年代超過3的水平下降到1.5，A股市場的ROA從10%的水平下降到2%。如果缺乏深度改革，中國的經濟增長將走入死胡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從房地產到國民收入分配，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
　　拋開房地產不談，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內需經濟的必由之路。
　　我們動輒把中國與深處于泡沫陷阱中的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相比，事實上，目前的中國是泡沫日本與工業(yè)化之初的日本的結合體。
　　一戰(zhàn)前后的日本，建立起了大財閥統治的市場機制與赤貧的產業(yè)工人群體。雖然當時的日本躋身于強國之列，但無法解決內在的矛盾。
　　二戰(zhàn)失敗后，日本經濟逐漸復蘇，在經歷長期增長后，日本經濟再次進入瓶頸。上世紀60年代初，日本經濟進入“鍋底蕭條”階段，其原因是經濟存在農業(yè)與工業(yè)、大企業(yè)與小企業(yè)之間的雙重結構、過度依賴投資、人口紅利即將結束、個人消費不足等諸多問題。上世紀50年代，日本全國掀起經濟體制轉變的大討論，以后這場討論成為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理論基礎。所謂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事實上，并不單指國民收入，而是包括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內需、淘汰落后產能、增加國民福祉等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幾個部分。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實際上是日本政府鐵腕打散財閥的過程，經濟發(fā)展的根本目標是迅速地把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一倍，從而謀求通過增加就業(yè)，實現完全就業(yè)，大幅度提高國民的生活水平。而手段主要包括，在計劃實施過程中必須縮小農業(yè)與非農業(yè)之間、大企業(yè)與中小企業(yè)之間、地區(qū)相互之間以及收入階層之間存在的生活上和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國民經濟和國民生活得到均衡發(fā)展。
　　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成功的，從1960年到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標，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多。到1973年，國民收入增加了2倍。因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日本的經濟結構最終穩(wěn)固，成為超級經濟大國，更重要的是，日本國內誕生了一個強大且穩(wěn)定的中產階級消費群體。
　　到上世紀80年代，日本再次面臨經濟瓶頸，突破的辦法是高估資產價格，使日本成為天字第一號的資產大國，而日本人一開始是當作經濟復興的號角鼓掌歡迎的。在后工業(yè)時代，當內需被徹底掏空，而高估的資產價格又讓日本人為了虛幻的資產一輩子當苦力時，泡沫破滅就是盛宴結束的時候。日本的資產泡沫耗盡了實體經濟的余蔭，資本鍍金時代惡化了貧富差距。如謝國忠所說，如今的日本，人均國民收入已經下降到世界第19位，而且是一個存在巨大貧富差距的社會，相對貧苦率僅次于美國，列世界第二位。作為日本改革的象征，新上任的自民黨曾承諾，在2010財政年度下半年度實現2%的經濟增長率，家庭收入平均增加100萬日元（約合1.06萬美元），10年內把人均國民收入提升至世界最高水平。但提高人均收入曲折而漫長。
　　中國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正處于中國經濟結構轉型、拉動內需的關鍵時刻，勞資沖突與市場在勞動力并不缺乏下的民工荒，說明以往的模式無法持續(xù)。但是，對于中國而言，由于是工業(yè)化初期與泡沫時代日本的結合體，面臨著雙向作戰(zhàn)的困境，一方面要向權貴開戰(zhàn)，另一方面要控制泡沫。對于中國而言，如果畸形的收入分配體系不改變，那么，由政府強令提高最低工資制就會演變成一場通脹下財富重新分配的數字游戲，由于資本市場的控制權與分配能力極高，最終最低工資制會經由資本市場等通道重新回到富人的手中。除了最近兩年，農民工過去10年上漲的工資，刨去通脹后，并未真正上漲。
　　也許對于中國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而言，真正的困難，在內部是抑制壟斷企業(yè)，通過稅收手段給中小企業(yè)減負，同時建立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在外部是保持人民幣的信用，爭取貨幣主權與資產定價權。這并不容易，從目前的資源稅等稅費改革看，基本屬于征一補一的平衡法，而在外部爭取貨幣主權、在內部減少對發(fā)鈔的興趣，更是政府對自己欲望的克制，需要多方的激烈博弈，才能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