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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2-21 作者:亞夫 來源:上海證券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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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吵了13天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終于在悵然聲中結束了。如果依照某些媒體的說法，這是拯救人類的最后一次機會。那么，這次會議顯然沒有把握好拯救的契機。因為會議達成的《哥本哈根協(xié)議》沒有法律約束力。文件雖然堅持了《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原則，但沒有約束力的文件，其意義又何在呢？
詳細文本還沒見到，還不好說。
但是看看這兩周以來有關哥本哈根會議的報道，除了多種場合的爭吵外，大部分讀者恐怕還是云里霧里，看不出什么名堂來。而此前有一部美國災難片《2012》的出爐，并搶在哥本哈根大會前重磅上映，卻是營造了特殊的外圍氣氛，讓有些媒體借著災難片營造的情緒，對哥本哈根會議做了非常娛樂化的報道。甚至吆喝一些娛樂明星到丹麥去搶眼球，真是煞費苦心，不亦噱哉。
問題是，這氣候變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究竟應該怎樣看待這個問題？如果有心人把相關報道匯總起來，或許可以看出三種類型：一種認為這是一個科學問題，一種認為這是個政治問題，還有一種認為這主要仍是一個經濟問題。這三種看法有時相互支撐，有時各執(zhí)一端，有時則互相詰訐。
比如，有科學家稱，這次會議沒有召開的必要，因為它解決不了問題。有人則表示，地球有暖化的時候，也有冷化的時候，有它自己的規(guī)律，并不是人們宣傳的那個樣子。當然，普遍的看法是，地球暖化確實對人類的生活構成了威脅。只是想想那些不一樣的說法，好像也有道理。比如，在中國的《詩經》中就有中原地區(qū)種桑養(yǎng)蠶的記錄。那是在戰(zhàn)國以前，比現(xiàn)在暖和多了。
也就是說，在地球暖化問題上，科學家還有很多爭議。但盡管科學家有爭議，政治人物與社會學家卻不愿放棄這個絕好話題。比如，有文章稱，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在《氣候變化的政治》一書中就表示，氣候變化會對每個國家各個方面都產生巨大影響。每個國家，每個個人的利益都與氣候密切相關，因此，每個國家都有責任和義務去遏制這種氣候變化的趨勢。
吉登斯認為，氣候問題并不主要個人的問題，而是政府和政治家應該負起的責任。他還引用了目前最流行的一種說法，就是人類要把全球升溫控制在2℃甚至更低，一旦超過2℃，全球變暖就會失控。為此，全球的溫室氣體排放趨勢必須在2015年前得到扭轉。因為，從現(xiàn)在起留給人類的時間只有6年！否則的話，災難就不遠了。吉登斯要求政治人物站出來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而這一次氣候大會確實也來了好多首腦。但問題能解決嗎？沒有解決。
因為，至少到目前為止，氣候問題可以說既是一個科學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個別媒體娛樂化一把，但是從本質上講，目前大家所談的氣候問題主要還是一個經濟問題，一個與每個國家、每個地區(qū)，甚至每個個人的利益直接相關的經濟問題。為什么這么說呢？只要從兩方面來觀察，就可以理解了。
其一，這次會議為什么吵得很兇，只要看看吵的內容是什么，就明白了。來自10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的代表，每天吵的既不是溫室氣體對本國或本地區(qū)的危害，也不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技術，更不是需要改變人類的生產與消費行為，而是減排資金、份額。從一開始到會議落幕，吵的都是經濟問題。
其二，發(fā)達國家要的是什么，發(fā)展中國家要的又是什么，小島嶼和最貧窮國家又在呼吁什么。從與會人士的發(fā)言，特別是會議期間幾度流傳出來的文件草本看，發(fā)達國家要的是低碳經濟的制高點，是想借由減排找到新的增長點；而發(fā)展中國家要的是發(fā)展權；小島嶼和最貧窮國家要的是生存權。這三者之間雖然訴求差異很大，但講的也都是經濟利益。
既然大家講的都是經濟利益問題，那么所謂氣候變化也就只能是一個說事的由頭了。而全球經濟嚴重的結構失衡與發(fā)展權和生存權的巨大落差，又怎么能夠在哥本哈根這樣的氣候會議上，用一個具有法律約束的文件，一次性地徹底解決呢？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把這次會議看作是拯救人類的最后一次機會，那真是太夸張、太有想像力了。只是，現(xiàn)在對中國來說，不管這次會議結果如何，走節(jié)能減排的低碳經濟之路，卻是必須的、義無反顧的。因為，這樣對己對人都有好處。當然，中國能做多少，也要根據(jù)自己的情況，量力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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