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許多值得一看的歷史文化遺跡,每天,成千上萬游客涌進故宮、游覽天壇,驚嘆其壯觀,但這個城市最珍貴也最重要的遺址——北京古觀象臺——卻幾乎無人問津。古觀象臺佇立在明代城墻遺址的東南面,很顯眼,比旁邊車水馬龍的大路高出15米(近50英尺),無數旅游巴士從其旁開過,駛向旁邊的天安門廣場。幾乎沒有一輛巴士停下來,讓游客哪怕瞅一眼這個如今已成為博物館的古觀象臺。這多少令人惋惜。明朝永樂皇帝(1403—1424年在位)把都城從南京遷至北京,為了更符合天子的威儀,北京城開始修整擴建,約20年后的1442年,觀象臺開始動工。天文星象之學對于古代中國非常重要,世人認為,xii皇帝維持著天與地的和諧,因此,觀象臺不僅是觀察天體運行的中心,還是整個國家的要樞,皇帝及其家族借助它維持“天命”。古觀象臺吸引了對傳統(tǒng)中國宇宙論深感興趣的人們,同時,上面那八件巨大的青銅儀器也見證了中西關系史上一段特別的時期。
閱讀本書第二章的讀者會發(fā)現,在華耶穌會士在把西方科學傳播到中國上起了關鍵作用,包括輸入了丹麥天文學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1546—1601)設計使用的非天文望遠鏡系統(tǒng)的天文儀器。雖然布拉赫拒斥哥白尼的日心說,但他是當時最精確的天文觀測者,所用儀器也勝過任何中國天文儀器,盡管之前的1
000多年,中國天文學家已經設計出用于繪制星圖的精密儀器。
的確,據史料記載,中國人觀測日月食這類天文現象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6世紀,大約在孔子生活的時代,
中國人已擁有觀察天體的詳細資料。到了公元前1世紀,中國人已經設計出原始的渾天儀,用于觀察天體運動和演示天象,并不斷改進。渾天儀是由許多有刻度的金屬圈組成的球狀儀器,據說是古希臘天文學家喜帕恰斯(Hipparchus)于公元前2世紀發(fā)明的根據我國學者的觀點,渾天儀是漢代張衡發(fā)明的。——中譯注,此后,歐亞大陸和北非地區(qū)都把渾天儀當作標準天文儀器,阿拉伯、西歐和中國的天文學家不斷對其進行改良。據記載,1090年,北宋在首都開封建造了一座由水力推動的渾天儀。
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擁有研究星象的傳統(tǒng),所以一部分學者(當然不是全部)愿意接受耶穌會士傳入的西方天文學。這對于耶穌會和中國科學的發(fā)展,都是一個好時機——xiv因為樂于接受西學的人士還包括好幾代皇帝。1669年,康熙皇帝(1662—1722年在位)任命南懷仁神父(1623—1688)主管數學部門,兼管欽天監(jiān)。當時,歷法對清廷如期舉行許多求祈天地和諧的皇家儀式非常重要。因為職責所在,耶穌會士很快承擔起修訂帝國歷法的重任。身擔重任的南懷仁發(fā)現,有必要按照第谷·布拉赫的設計,鑄造六件新的天文儀器。1674年,技藝精湛的中國鑄造工人以青銅鑄造了這些儀器,跟觀象臺上古老的中國儀器放在一起。南懷仁雖然來自比利時弗蘭德,卻精通中文,同年,他以中文撰成十六卷本的《新制靈臺儀象志》,詳細介紹了每件儀器的功能、使用及復制方法。此后的繼任者紀理安(Kilian
Stumpf,1655—1720)、 戴進賢(Ignaz Kgler,1680—1746)、劉松齡(August von
Hallerstein,1703—1774),又先后增添了兩件青銅儀器——地平經緯儀(1715)和璣衡撫辰儀(1744)——湊齊了留存至今的這八件天文儀器。
耶穌會影響中國天文學這一事例,形象地說明了本書的主旨:科技知識傳播是傳播者和接受者之間的一種“對話”——不管是從希臘傳到阿拉伯、從阿拉伯傳到西部拉丁基督教世界(參見本書第一章),還是從西方國家傳到俄國、日本和非洲(參見本書第三章和第四章)。大多數事例表明,思想、科技和設備的傳播并非直接照搬,而是根據本土文化進行改造,以貼合當地實際,容易被接受。甚至在兩種文化地位不對等的時候,比如美洲和非洲這類殖民事例中(參見本書第二章和第四章),在對方傳授科技知識、發(fā)揮科學的影響力時,作為接受方的本土文化總能產生影響,使之為我所用。本土文化總能影響科技知識及其力量的給予方式與接納方式,這經常豐富了本土文化,使科技最終成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
歷史的流變向來復雜,科學史尤其如此。把科學史寫成真科學戰(zhàn)勝偽科學的直線更替,那并不符合事實。有鑒于此,本書仔細鑒別,如實陳述,重現了一個復雜而多元的歷史(或者更準確地說,搜集各種不同的故事),并且讓這些看似復雜的故事通俗易懂。本書不僅充分發(fā)揚該叢書一貫的優(yōu)點,而且淺顯易懂,對于喜歡世界史的學生,無論是已經有一定基礎還是剛剛起步(本叢書的編輯也是如此),它都算得上一本有吸引力的讀物,或許有助于他們從全球視野來思考科學及其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