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網絡的發(fā)明和擴散，使得以前被排除在外的普通民眾能夠利用自由時間從事自己喜歡或關心的活動。我們現在可以把自由時間當做一種普遍的社會資產，用于大型的共同創(chuàng)造的項目。
2008年，我寫的《未來是濕的》（Here Comes
Everybody）出版以后，一個電視制片人在試圖決定是否讓我在她的節(jié)目上討論這本書時問我：“你認為目前社會性媒介有哪些有趣的用處？”
我向她提起了維基百科（Wikipedia）—一部經協作完成的百科全書，我還向她提及了維基百科上關于冥王星的文章。早在2006年，冥王星就從太陽系行星俱樂部中被剔除了—天文學家認定它和其他行星很不一樣，因此他們計劃對行星進行重新定義，以將冥王星排除在外。此事件引發(fā)了維基百科上對冥王星這一詞條的編輯高峰。涉及到冥王星地位的改變，人們頻繁地對該詞條進行編輯修改。最熱衷于此事的一小組編輯人員中，在如何最貼切描述冥王星地位改變這一問題上，并未達成一致，于是他們在更新關于冥王星的文章時，從章節(jié)到句子甚至到詞語的選擇都互相較勁，最終把文章的本質內容從“冥王星是第九大行星”改成了“冥王星是一顆位于太陽系邊緣，形狀不規(guī)則，圍繞不規(guī)則軌道旋轉的石頭”。
我原以為那位制片人當聽到維基百科這個案例后，會和我開始討論關于知識的社會結構、權力的本質或者任何一個談到維基百科會引出的話題，但是她沒有問這些問題，相反她嘆息道：“人們哪兒來的時間？”聽到這些，我立馬說：“別人可以問，但是做電視這一行的人絕對不能問這個問題。你應該清楚那些時間是從哪兒來的。”這是因為她供職于一個在過去50年中消磨掉人們大量自由時間的行業(yè)。
想象一下，如果我們將全世界受教育者的自由時間看成一個集合體，一種認知盈余（Cognitive
Surplus），那么這種盈余有多大？為了算清這筆賬，我們需要一個計量單位，那么就讓我們從維基百科開始吧。設想將所有人花在維基百科上的時間總數作為一種計量單位，截至我跟這位電視制片人說話的那一刻，人類用在維基百科的時間統統加起來，大概代表了1億個小時的人類思考。這是馬丁·沃登伯格（Martin
Wattenberg）—一位致力于研究維基百科的IBM研究員，幫助我得到了這一數據。顯然累計達1億小時的思考時間已經很多了，然而這和我們花在電視上的時間相比，又算什么呢？美國人一年花在看電視上的時間大約2000億個小時。這幾乎是2000個維基百科項目每年所需要的時間。每周末我們都會花大約1億小時只是用來看電視，這是很大一部分的時間盈余。而全球受教育者累積起來的自由時間每年超過1萬億小時！那些問“人們哪兒來的時間”的人沒有意識到，相比我們全部擁有的自由時間的總和而言，維基百科項目所占用的時間多么微不足道。
一開始，社會完全不知道如何處理任何盈余。大多數情況下，當我們余下一塊很大規(guī)模的自由時間時—每年數以十億計甚至數以萬億計小時—我們便會消磨在看電視上。因為我們認為以這種方式來消磨這部分時間是現有選擇中最好的。誠然我們可以在室外玩耍、讀書看報或者和朋友一起搞音樂創(chuàng)作，但大多數情況下我們不會這么做，因為與簡單地窩在沙發(fā)上看電視相比，那些活動的門檻有些高。其實，發(fā)達國家人們的生活中包含了太多消極參與：我們在工作中是辦公室寄生蟲，回家后又成了沙發(fā)土豆。
然而現在，首次出現了一部分年輕人看電視的時間少于他們父輩。一些針對中學生、寬帶用戶和YouTube用戶的研究已經注意到了這種變化，并且這些觀察的基本結果總是一致的：擁有更快捷互動媒介的年輕一代正在把他們的行為從單純消費媒介中轉變過來。當他們觀看在線視頻時，看似和看電視沒什么兩樣，但他們卻有機會針對這些素材發(fā)表評論、分享、貼上標簽、評分或者排名，當然還可以和世界上其他觀眾一起討論。丹·希爾（Dan
Hill）在《為什么<迷失>會成為一種新媒介》中指出，這部電視劇的觀眾不僅僅是觀眾—他們協同創(chuàng)造了一部圍繞此劇的內容匯編，叫做《迷失百科全書（Lostpedia）》。換句話說，當他們看電視時，會相互參與進來，而這種參與行為同消極的消費媒介行為存在區(qū)別。
這種導致電視消費量減少的力量是微小的，同時又是龐大的。說它微小，是因為這種選擇是個人行為—某人只是簡單地決定下一個小時是用來和朋友聊天、玩游戲還是參與創(chuàng)造或分享一些事物，而不再是單純地看電視；稱其龐大是因為這是一群人的集體行為，是數以百萬計的微小選擇的集合。當整個人群不斷累積轉變對參與的態(tài)度，維基百科便成為可能。因此當電視行業(yè)看到這群人對使用自由時間的選擇后，十分震驚。
20世紀的媒介作為一種單一事件發(fā)展著：消費。其實，媒體應該由三部分組成——消費、創(chuàng)造和分享。21世紀，互聯網技術讓人們創(chuàng)造與分享的需求得到實現，人類每年盈余的1萬億小時終于有了更好的“消磨”選擇。2010年，全球通過互聯網聯系到一起的人口超過20億，手機用戶早已突破0億，而全球的成年人是45億�？梢哉f，我們生活在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對大多數地球居民來說，通過網絡使個人作為全球范圍內互動組織的一部分已經變得再正常不過。如今是一個不平凡的時代，由于網絡的發(fā)明和擴散，使得以前被排除在外的普通民眾能夠利用自由時間從事自己喜歡或關心的活動。我們現在可以把自由時間當做一種普遍的社會資產，用于大型的共同創(chuàng)造的項目，而不是一組僅供個人消磨的一連串時間。
自由時間是一種資源，它隨著40小時工作周制度的興起，迎來了歷史上第一次激增。二戰(zhàn)后，人口增加、人民身體素質提高、教育機會增多、社會繁榮昌盛，這樣的環(huán)境又使得自由時間繼續(xù)增長。而我要講的資源不僅僅是指我們累積起來的空閑時間，這不足以構成認知盈余，原因是我們缺乏使用空閑時間的手段。
如今，自由時間轉變?yōu)檎J知盈余也不僅關乎新的社會工具，雖然支持公眾參與、分享與討論的媒體很新鮮，但是只有分享的方法而缺少分享動機也沒有多大意義。任何行為都需要提供能夠開發(fā)某些人類真正動機的機會。例如，如果我告訴你我發(fā)明了一種能讓你的校友可以更便捷地找到你的工具，你可能會不屑一顧，而當我告訴你我發(fā)明了一種能讓你的老同學們主動聯系你的工具，你可能會對這個提議另眼相看。正如Facebook、西班牙的Twenty、中國的QQ這些社交網絡服務的崛起所昭示的，這樣的連接是全世界社交媒體最流行的用途之一。
途徑、動機和機會三者的融合，從累積的自由時間這個原材料中，生產出了認知盈余。真正的變化來自于我們認識到這種盈余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會，或者更確切地說，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讓我們?yōu)楸舜藙?chuàng)造機會的機會。這種低成本的實驗和巨大的潛在用戶基數意味著如果某人萌發(fā)出一個需要數十個或上千個人參與才能實現的點子，那么現在就能以非常低的成本進行嘗試且無需事先得到任何人的允許。
如今，所有這些最基本的改變已然發(fā)生，這既新奇又讓人驚訝。但是關于認知盈余，尚未發(fā)生的、尚未解決的，是當我們將它作為一個共享和累積的資源看待時，哪種價值最終會從中凸現出來。鑒于目前創(chuàng)造性和慷慨行為的爆炸性增長，我們可以假設對認知盈余的良好利用指日可待。這話不假，但只是對某些潛在應用而言。
最早，對認知盈余的成功利用是技術團體中的計算機編程。在那里，人們充分理解協作，因此參與文化的障礙少之又少。致力于類似Apache、Linux等開源項目的程序員，通常被定義為以積極眼光看待參與的人。如今，像開源模式這樣的共同創(chuàng)造已經散布到其他非技術領域，從拼車到病人互助小組。不過，在不少人眼中，任何業(yè)余者的參與要么是天真的，要么就是愚蠢的。作為人類社會，我們應該用大家共享和累積的資源及人們期望參與的美德做些什么？這是一個寬廣的對話話題，光是想想這個話題，就讓人覺得充滿誘惑。
如今，個人和集體價值的資源正逐漸把這個世界充滿，這些價值主要由參與者創(chuàng)造和捕獲。但是我們不能指望各種能為社會帶來益處的新活動會自動發(fā)生，創(chuàng)造一種能給社會帶來更廣泛利益的參與文化，可比分享幾張搞笑照片要難得多。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能把握住這種社會變化？
2007年12月，一次極具爭議的總統選舉使得肯尼亞陷入針鋒相對的境地。當地一名政治活躍人士奧瑞·奧科羅（Ory
Okolloh）在博客上記錄了肯尼亞政府禁止主流媒體報道而引發(fā)的暴力沖突。她請讀者對他們所見證的暴力行為通過電子郵件或者在她的博客上發(fā)表評論的方式傳遞出來。她的博客成為重要的信息來源，人們對此事的關注度不斷上升。后來為了高效收集與處理相關信息，奧瑞·奧科羅設想了一種服務平臺并把它命名為“Ushahidi”(斯瓦希里語，意為“目擊”或“證明”)，這個平臺可以自動收集群眾的報道并且能在地圖上實時顯示沖突地點。她在博客中流露出了這個想法，引起了兩位程序員的興趣，他們三人進行了一次電話會議，仔細討論了如何使Ushahidi平臺有效地運作。3天后，第一版Ushahidi平臺問世了。
Ushahidi啟動數月后，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做了一次分析。經過對比Ushahidi和主流媒體提供的數據，他們認為Ushahidi在報道暴力沖突的發(fā)生、沖突后的抗議以及非死亡暴力事件方面做得更好，并且報道范圍也更大，它涵蓋了廣闊的地理區(qū)域，包括農村地區(qū)。自從2008年首次亮相以來，Ushahidi已經被用于追蹤剛果民主共和國內類似的暴力事件，用于監(jiān)督印度和墨西哥的投票地點及預防投票者作弊，用于報道數個東非國家的重要藥品供應量，還曾用于海地和智利地震后搜救傷員。
我將認知盈余創(chuàng)造的這種價值稱為公民（civic）價值。這種價值不會因為社會的突然轉型而凸顯出來，也不會從個體行為中冒出來，反而公民價值是從群體工作中衍生出來的，起初是很小的群體，接著規(guī)模和重要性便會不斷增加。如果我們想創(chuàng)造新形式的公民價值，就需要我們增強小團體嘗試創(chuàng)新事物的能力。以群體形式嘗試新事物是迄今為止，也是將來對社會性媒體最為意義深遠的運用。
對于下一個好點子會是怎么樣的，任何人都沒有十足把握。在發(fā)生如此多改變的時代，尋找絕佳點子的機會，就是讓盡可能多的群體利用人類的認知盈余，去嘗試盡可能多的事物。（原載《全球商業(yè)經典》雜志）
